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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服给药是最简单的给药方式，药物是否适合口服给药取决于其在胃肠道中的有效吸收，因此，开发能准确预测口服药物吸收的方法对药物研发相关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近几十年来，为了评估临床前开发过程中的口服药物吸收，研究人员们已经建立了多种药物肠吸收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体外试验法（in vitro）、在体试验法（in situ）和体内试验法（in vivo）等。动物模型可以模拟整个有机体的生理，但动物模型在肠道生理学以及肠道转运蛋白的表达模式和底物特异性方面与人类有很大不同[1]。2004年，美国FDA估计，92%通过动物试验的药物未能进入市场，原因是动物试验没有预测到的有效性和安全性问题。此外，动物模型往往具有伦理学争议。与动物模型相比，体外培养细胞模型具有操作简便、成本低、无伦理问题等优点[2],研究人员开发了Boyden Chamber和Transwell等模型来模拟肠道的复杂结构和功能。然而，传统的体外培养细胞模型通常缺乏体内特性，例如，流体流动、周期性蠕动、宿主与微生物之间的串扰以及组织之间的串扰[3]。随着微制造和3D打印技术的发展，肠芯片（gut-on-a-chip, GOC）为体外研究肠道疾病提供了新方法[4]。基于肠道功能，肠芯片引入了具有不同部件的模块，例如，用于流体流动的注射泵和用于机械变形的压力系统[5]，用于模拟一些肠道功能，使其更具生理相关性。肠芯片突破了传统细胞培养和动物实验的局限性，具有体积小、高度集成化和高通量等特点。本文综述了目前国内外肠芯片模型以及与肠道相关的多器官耦合芯片模型的研究进展，介绍了基于微流控芯片的肠道模型在疾病建模、药物吸收和转运方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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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是人体重要的消化器官，是从胃幽门至肛门中最长的一段，主要器官功能是进行消化、吸收、分泌和免疫[6]。肠上皮是人体最大的黏膜表面，覆盖约400 m2的表面积，单层细胞组织形成隐窝和绒毛结构[7]。隐窝和绒毛是肠道基本的、具有自我更新功能的结构单位。人体小肠和大肠体内肠隐窝的实际深度分别为135 μm和400 μm，小肠绒毛的高度为600 μm[8]。隐窝和绒毛分别包括干细胞增殖和分化细胞区域。在肠上皮的分化绒毛区域中，发现了3种主要类型的分化肠上皮细胞（IEC）：肠上皮细胞、杯状细胞和肠内分泌细胞[9]。肠上皮细胞是肠上皮中最常见的细胞，负责消化和吸收肠腔中的营养物质[10]。杯状细胞分泌的黏液在肠上皮上维持一层连续的黏液，提供保护屏障并有助于润滑肠道内壁[11]。肠内分泌细胞产生多种激素并调节许多不同的功能[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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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道屏障是机体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屏障，允许营养素和液体的吸收，同时阻止有毒、有害物质的侵入，对人体的健康起着重要作用。肠道屏障分为四类：机械屏障、化学屏障、生物屏障和免疫屏障[7]。机械屏障又称为物理屏障，它能有效阻止有害物质，如细菌、毒素等透过肠黏膜进入机体的其他部位造成肠道损伤引发各类疾病，是人体肠道的第一道防线[13]。物理屏障主要通过细胞间的紧密连接复合构成，维持肠上皮细胞的完整性和渗透性[14]。化学屏障由胃肠道各种分泌物包括黏液、胃酸以及各种消化酶、溶菌酶等组成[15-16]。生物屏障是肠黏膜屏障的重要组成部分，由肠道微生物群附着在肠黏膜层上形成的一个动态稳定的微生物屏障[15]。免疫屏障由肠道相关淋巴组织及肠上皮固有层中的免疫细胞组成，如潘氏细胞、巨噬细胞、树突状细胞、淋巴细胞等，可分泌各种抗菌肽、IgG和细胞因子，维持肠道内稳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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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在胃肠道黏膜上皮细胞的吸收过程是药物在生物膜两侧的跨膜转运过程，药物的跨膜转运方式主要分为被动转运、转运体介导的主动转运和膜动转运等。口服药物在肠道的吸收不仅是简单的被动转运，还通过肠道上皮细胞的药物转运体来实现，其中，转运体参与的主动转运在药物吸收过程中起关键作用[18]。根据底物的转运方向，可以将转运体分为摄入型转运体和外排型转运体两大类，它们控制着肠黏膜屏障的通透性，影响了药物的生物利用度[19]。
为了研究肠道屏障功能及药物吸收特征，研究人员开发了各种体外和离体肠道吸收模型。将细胞外基质（ECM）包被肠上皮细胞置于Transwell培养装置中，常用于研究肠道屏障功能或药物吸收。但这种2D培养模式没有介质流动或施加机械应变，不能再现肠细胞和组织形态或重建其他关键的肠分化功能，肠绒毛无法分化，肠道分泌功能受到抑制[20]。为实现3D肠道细胞模型的建立，研究人员使用不同支架包埋细胞。Li等[21]使用胶原凝胶作为支架，将共培养的Caco-2/HT29-MTX单层细胞和两种基质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免疫细胞）合并到胶原凝胶中，与Caco-2细胞的单层培养相比，构建的3D模型显示出更多的生理相关特征。研究表明，使用胶原凝胶作为支架的3D肠道模型可能成为研究肠道内药物转运的有前景的工具。但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在长时间培养过程中，由于胶原蛋白降解，细胞穿透基质形成多层细胞，导致Caco-2细胞在胶原支架上的培养，绒毛高度缩短[22]。另外一些离体模型，如外翻囊模型[23]、Ussing腔模型[24]和InTESTineTM[25]在生理学上高度相关，但这些模型的吞吐量和寿命往往有限（最长可达6～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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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的肠道体外模型缺乏对组织结构的真实模拟、缺乏微生物群，以及肠道功能的复杂性，例如蠕动和流动。随着微流控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微流控的肠芯片成为了模拟人体胃肠道的有效途径。如图1所示，肠道微环境的关键因素包括肠道的3D绒毛结构、蠕动运动和肠屏障功能等[26]。为了真实地模拟人体肠道，肠芯片模型应能实现以下功能：①通过体外拉伸细胞培养膜来模拟蠕动样运动；②通过控制流体来再现肠道复杂的3D绒毛结构；③通过控制微流体的设计结构和材料的渗透性来产生生理氧梯度：④通过多细胞共培养的方式，研究肠道与其他组织或肠道-微生物之间的互作关系。
图 1 肠道微环境关键特征[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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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10年中，肠道芯片平台已经从简单的2D结构发展到包括更全面的功能，例如绒毛结构、肠道蠕动、氧梯度，甚至免疫系统。在肠道器官芯片发展的过程中，肠芯片的类型主要分为两种：二维夹膜肠芯片和三维绒毛肠芯片。
二维夹膜肠芯片最常见的设备结构包含两个通道（上部和下部），由半透膜（例如聚碳酸酯或聚酯材料）隔开，在膜上生长的肠上皮细胞形成单层上皮的顶端和基底外侧，这种简单的2D模型通常用于评估药物和营养吸收的体外药动学特性。Kimura等[27]开发了一种集成泵式循环装置和光学检测功能的微流控模型，该模型由被胶原蛋白涂层的半透膜分隔的两层通道组成，以抗癌药物环磷酰胺的渗透评价其吸收功能。Shah等[28]设计了一种基于微流控芯片的人类-微生物共培养模型“人与微生物交互系统”（HuMiX），见图2。培养基灌注微腔室与人肠上皮细胞培养微腔室之间用微米多孔膜（孔径1 μm）隔开，人肠上皮细胞培养微腔室与微生物培养微腔室之间用纳米多孔膜（孔径50 nm）隔开，每个微腔室有独立的进出口，该模型还集成了光电二极管用于监测溶解氧的浓度。2D肠道芯片模型可以模拟肠道细胞上的流体剪切应力，以减少对细胞和培养基的需求，但该模型仍缺乏模拟肠道组织关键特征的功能。
图 2 肠道芯片结构示意图
三维绒毛结构的实现对于构建体外肠道模型至关重要，肠道内的绒毛微结构不仅是肠上皮层的生理屏障，更重要的是增加了肠表面的吸收面积。虽然有报道称在平面基质上自发形成绒毛，但缺乏对绒毛尺寸和分布的控制，而且重复性差。微型3D支架的集成已经成为更好地再现人类肠道结构的解决方案。Shim等[29]植入了胶原蛋白支架，以重现肠道组织三维绒毛结构，绒毛高度为300 μm，绒毛间距为150 μm。3D条件下Caco-2细胞增殖良好，均能形成肠屏障。此外，将细胞置于灌注培养的3D培养条件下，可显著提高细胞的代谢活性。Costello等[30]利用激光雕刻翻模的技术制作了一种肠道芯片，在这种芯片中细胞依附于所制作的绒毛生长；但是激光雕刻在模具的制作中有一定局限性。激光雕刻利用激光垂直切割平面基底，制作出的模型多为柱状结构，较难制作出更为复杂的3D模型。张忆恒等[31]通过3D打印技术与表面微结构转移方法，成功地模拟了更为复杂的肠道绒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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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肠道中，剪切力在细胞分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包括增强黏液产生、增加线粒体活性和提高药物吸收[32]。2D培养时细胞保持在静态条件下，动态参数不容易模拟。在微流控装置中，流体流动可以通过蠕动泵、注射器泵、重力或静水压力以及压力发生器产生，模拟体内液体流动的范围及其在细胞表面的相关剪切应力。与静态条件相比，在连续流动和循环应变下，Caco-2细胞经历细胞分化、极化、绒毛形成、屏障完整性维持、黏液产生等。GOC器件的剪切应力一般取值在0.01 ~ 0.06 dyn/cm2之间，大多数模型中的剪切应力是使用蠕动泵引入的，但这些装置体积庞大且吞吐量低。Tan等[33]用2个微型蠕动泵克服了低吞吐量的限制，每个泵有8个泵管路，允许流体通过16个微通道输送，通过测量微流控芯片中培养的Caco-2细胞氨肽酶活性评估其生长和分化速度，与第21天的静态培养的Transwell系统相比，微流控装置中的Caco-2细胞在第5天显示出更高的氨肽酶活性。尽管该系统具有简单、高通量的特点，但这些模型在重现定义的流速方面是有限的。Kim等[34]开发了一个具有流体流动和施加循环机械应变的肠芯片模型。该装置由两个微通道组成，两侧有两个空心腔室，在空心腔室中施加真空，使分离通道的多孔膜单向延伸。该研究发现，流体流动和周期性机械应变的结合导致了褶皱的形成，这些褶皱再现了肠绒毛的结构，并且该系统中使用的Caco-2细胞显示出极化柱状形态，大小与体内上皮细胞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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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化过程中，蠕动是由平滑肌与肠神经系统协同作用，在整个胃肠道内产生的食物的不自主的、周期性的推进。蠕动有助于食物消化、营养吸收和肠排空，但也对上皮产生剪切力和径向压力。研究表明，机械拉伸对于准确模拟人体肠道生理、允许细胞分化和防止细菌过度生长至关重要[35]。Jing等[36]提出并构建了一种基于循环变化流体压差原理的新型蠕动肠模型，通过使用多通道、计算机控制的气动泵同时实现了肠道微系统的流体流动和蠕动，考察了蠕动和流体流动对该装置肠上皮细胞生长和分化的影响。结果表明，微流体装置中的周期性蠕动加上流体流动显著促进了肠上皮细胞的增殖以及糖萼和微绒毛的分泌。此外，肠上皮细胞的屏障、吸收和代谢功能以及细胞分化也受到芯片上周期性蠕动和流体流动的影响。Fang等[37]开发另一款包含200个依次连接的横向微孔阵列芯片，通过调节微孔周围的气道内部气压，从而实现孔内类器官的周期性收缩与舒张，模拟肠道的蠕动。研究结果发现，在蠕动环境中长成的人结肠肿瘤类器官具有更均匀的尺寸分布，对该纳米胶束的摄入量显著降低。Grassart等[38]通过循环拉伸模拟肠道蠕动，研究蠕动状态是否会影响人类志贺菌在3D结肠上皮内的传染性。研究表明，与非机械刺激条件相比，拉伸力（蠕动）的应用显著提高了约50%的感染率，蠕动运动促进了细菌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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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上皮富含含氧血液，对于增强绒毛的营养吸收和加速针对病原体的免疫反应至关重要。人体肠道是多种微生物群落的宿主，肠道微生物群在肠道的消化和吸收功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39]。HuMiX实现了肠道模型中氧气浓度梯度的变化，允许Caco-2细胞和厌氧菌之间的共培养，在体内重现转录、代谢和免疫特征[28]。Shin等[40]开发了一种缺氧-氧气接口（AOI芯片），将缺氧培养基从细菌生长的上通道灌注到肠细胞生长的下通道。实验结果表明，上皮细胞层的存在和管腔微通道中的流量依赖性调节对于在AOI芯片中产生稳态垂直氧梯度是必要且充分的。另一个包含高分辨率溶解氧监测的GOC模型是肠芯片，它有6个传感器盘，在模型的顶部和底部固定有氧淬灭荧光颗粒，允许实时监测氧水平。这种GOC模型有一个中央厌氧室，经常用饱和的5% CO2冲洗，维持上腔内低氧水平。使用这款厌氧肠道芯片，Jalili-Firoozinezhad等[41]也证明厌氧条件比好氧条件在生理上能保持更高的微生物多样性。表1概括了常见的肠道吸收芯片模型及其应用。
表 1 肠芯片模型的主要组成和应用
细胞类型 共培养 膜材料 细胞外基质 剪切力 蠕动
（循环机械应变）氧气梯度 应用 Caco-2 否 聚对苯二甲酸（PET）膜 无 1 μl/h 否 否 肠道吸收的功能[42] Caco-2 鼠李糖乳杆菌GG (LGG) 聚碳酸酯（PC）膜 胶原蛋白 25 μl/h 否 是 宿主-微生物分子相互作用[28] Caco-2 人肠微血管内皮细胞 (HIMEC) 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多孔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60 μl/h 否 是 概述疾病模型和对策药物筛选[41] Caco-2 LGG PDMS多孔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30 μl/h 10%；0.15 Hz 否 肠道的运输，吸收和毒性研究[34] Caco-2 大肠杆菌 PDMS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30 μl/h 10%；0.15 Hz 否 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和疾病模拟[35] Caco-2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VEC)、大肠杆菌细胞和巨噬细胞 PDMS膜 Ⅰ型胶原蛋白 60 μl/h 15%；0.17 Hz 否 模拟肠道炎症模型和药物筛选[43] 肠道活检类器官 HIMEC PDMS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60 μl/h 10%；0.2 Hz 否 模拟正常肠道生理学[44] 人十二指肠类器官（成人供体） HIMEC PDMS膜 Ⅳ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上皮侧）、Ⅳ型胶原蛋白和纤连蛋白混合物（血管侧） 30 μl/h 10%；0.2 Hz 否 研究肠道代谢和药物转运[45] Caco-2 否 无 聚乙烯-醋酸乙
烯酯0.1 ml/min 否 否 高通量药物吸收分析和细菌-宿主相互作用的研究[30] -
肠炎是一种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高发病率的疾病，炎症性肠病（IBD）已成为全球性问题，主要包括溃疡性结肠炎和克罗恩病两大类。研究人员发现通过添加细胞因子混合物，例如，白介素-1β、肿瘤坏死因子-α和干扰素γ[46-47]，或通过与外周血单核细胞共培养可以在体外模拟肠道炎症[35]。
Kim等[35]在肠芯片中引入致病性大肠杆菌和人单核巨噬细胞构建了相应的肠炎病理模型，并且观察到黏液层损伤、屏障损伤及炎性因子大量表达等炎症反应。之后Shin等[48]又通过在肠腔引入葡聚糖硫酸钠（DSS），首次在体外构建了DSS肠炎损伤及恢复模型，利用该模型作者证明了氧化应激反应是炎症损伤的前提。研究发现蠕动的微流体模型可以重现在小鼠模型中相应的结肠炎，并能观察到的屏障完整性和绒毛结构的破坏。使用来自致病性大肠杆菌的脂多糖激活单核细胞，Caco-2细胞被诱导分泌促炎细胞因子，进而损害屏障完整性，从而模仿IBD病理学特征。此外，促炎信号可以促进中性粒细胞的募集，从而进一步加剧肠道损伤。重要的是，研究人员发现DSS暴露前给予益生菌可以维持肠道屏障，而在DSS后添加细菌时，肠道屏障功能会丧失[49]。这些结果表明，利用体外肠芯片建立肠炎病理模型，可以为肠炎病理机制研究及其治疗药物筛选提供更接近体内肠道环境的研究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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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传统体外肠道模型相比，肠芯片具有高度还原人体肠道微环境、连续的液体流动和高通量筛选的优势[50]。Imura等[42]开发了一种基于微流控芯片的模拟肠道的系统，该芯片由载玻片、半透膜和PDMS组成。以荧光测定结果评价药物渗透性试验，结果显示环磷酰胺能渗透肠屏障，其渗透系数较高，而路西法黄不能在肠壁吸收，其渗透系数较低。这些结果与传统方法的结果一致，证明了该款芯片评估药物吸收的可行性。
Kulthong等[51]分别使用传统的Transwell（静态）和肠芯片（动态）模型，比较高渗透性化合物（安替比林、酮洛芬和地高辛）和低渗透性化合物（阿莫西林）的转运，并使用HPLC或LC-MS测定这些化合物在静态和动态条件下的转运结果。结果显示，相对于静态条件，肠芯片的药物摄取较低，其渗透性值与生物制药分类系（BCS）一致。同样，在接种Caco-2细胞的微流体装置中，几种化合物（姜黄素、甘露醇、葡聚糖、咖啡因和阿替洛尔）的吸收率与体内吸收的研究数据相当。
抗癌药物7-乙基-10-羟基喜树碱（SN-38）是伊立替康经羧酸酶转换后的活性代谢物，其抑制拓扑酶Ⅰ的活性远大于伊立替康，但其具有低水溶性和低跨黏膜通透性的缺点。研究人员发现将其合成为亲脂性前体药物能解决低口服生物利用度问题。Pocock等[52]开发了一款基于微流体的肠道芯片（IOAC）模型，该模型可用于研究亲脂性前药的结构-渗透性的关系（见图3）。IOAC模型利用外部机械力作用，诱导上皮细胞单层产生特异性分化，使细胞表面呈现微绒毛表达起伏形态的屏障功能，这比传统的Transwell模型更具生物相似性。用不同链长和不同分子位置的脂肪酸酯修饰SN-38，观察到SN-38前药溶解度与渗透性系数之间有良好的相关性。论证了模仿肠道上皮关键特征的IOAC 模型在筛选亲脂性前药方面具有显著潜力[52]。
图 3 IOAC装置及对难溶SN38和前药的体外渗透系数与计算的油-水分配系数比较[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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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肠道芯片模型在芯片设计、微环境、微流体操控和细胞培养技术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为胃肠道疾病机制研究和个体化治疗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模型。但该技术本身仍然面临许多挑战。
肠上皮细胞的来源对于肠芯片的研究至关重要，Caco-2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模拟肠上皮屏障的细胞系，但Caco-2细胞缺乏黏液生成层，很难控制其分化[53]。此外，Caco-2细胞表现出与人类肠道组织不同的转运蛋白表达[54]。因此，肠芯片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以确保上皮细胞系的代谢和转运蛋白活性与在体内观察到的相似。尽管微流控肠芯片模型模拟了人类肠道的许多不同表型和反应，但缺乏在某些疾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特征。例如，平滑肌细胞表达Toll样受体，并且可以通过调节神经胶质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产生来调节神经元的完整性。因此，未来的肠道芯片模型构建中应考虑更多因素，例如肌肉和神经系统细胞[20]，使得模型具有更多的肠道特征和功能，更接近真实的生理环境。
肠芯片研究的另一个挑战是材料的选用。尽管PDMS在微流控器官装置制备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但PDMS可能吸附介质中存在的小分子、药物或其他荧光标记物，从而降低溶质分子浓度的重现性[55]。为了克服这一点，PDMS及其替代聚合物（例如聚氨酯、苯乙烯嵌段共聚物）的表面改性或基于ECM的材料更适用于预测药物生物利用度或吸收的研究[20]。目前，水凝胶广泛应用于肠道微流控模型，可以提供类似于体内细胞-细胞外基质相互作用的机械和生化环境，促进类组织结构的形成[55]。但其同时存在一些问题，如不稳定、易降解等。因此在未来的肠芯片研究中，寻找开发更优的PDMS替代材料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in vitro intestinal absorption model based on microfluidic c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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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肠道是口服药物吸收的主要部位，肠道的上皮细胞上含有绒毛和微绒毛，它们通过增加表面积等因素促进分泌、细胞黏附和吸收。传统的二维/三维（2D/3D）细胞培养模型、动物模型在研究药物吸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缺乏足够的人体药动学的可预测性或伦理问题等，其应用存在一定局限性。因此，以体外活细胞为基础，模拟人肠道的核心结构和关键功能是构建基于微流控芯片的肠道模型的研究重点。该模型是利用微加工技术制备出的模拟人体肠道的复杂微结构、微环境和生理功能的微流控芯片仿生系统。与2D细胞培养和动物实验相比，肠芯片模型能有效地模拟人体内环境，在药物筛选方面更具特异性。本综述概括了国内外肠芯片模型以及与肠道相关的多器官耦合芯片模型的研究进展，及其在疾病建模、药物吸收和转运方面的应用，并总结了当前肠芯片模拟肠道稳态和疾病面临的挑战，为进一步建立更可靠的体外肠芯片模型提供参考。Abstract: The intestine is the main site of oral drug absorption, and the epithelial cells of the intestine contain villi and microvilli, which promote secretion, cell adhesion, and absorption by increasing surface area and other factors. Traditional two-dimensional/three-dimensional (2D/3D) cell culture models and animal model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tudying drug absorption, but their application is limited due to the lack of sufficient predictability of human pharmacokinetics or ethical issues, etc. Therefore, mimicking the core structure and key functions of the human intestine based on in vitro live cells has been the focus of research on constructing a microfluidic chip-based intestinal model. The model is a microfluidic chip bionic system that simulates the complex microstructure, microenvironment,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s of the human intestine using microfabrication technology. Compared with 2D cell culture and animal experiments, the intestinal microarray model can effectively simulate the human in vivo environment and is more specific in drug screening. The research progress and applications in disease modeling, drug absorption and transport of intestinal microarray models and intestine-related multi-organ coupled microarray models at home and abroad were reviewed in this paper.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intestinal chip simulating intestinal homeostasis and diseases were summariz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rther establishment of a more reliable in vitro intestinal chip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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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 microfluidic chips /
- intestinal absorption model /
- microenvironment /
- ap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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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3年11月17日开埠以来，上海以其“开放包容、经济发达、生活精致、文化繁荣”等独特的地域特征，渐渐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特质，即“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开放创新、追求卓越”，而海派中医则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1]。海派著名老中医善用膏方，逐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海派膏方”。海派膏方因人、因时、因地制宜，越来越迎合现代人治病、食补或保健的需求，“海派膏方热”迅速蔓延。海派膏方的应用虽得到广泛推广，且效果良好，但其历史渊源未见详细报道，故笔者查阅相关文献，结合实际，浅析海派膏方的历史渊源，梳理其各个阶段的发展情况，并进行总结归纳[2]，以期更全面地了解与掌握海派膏方，为人们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1. 海派膏方相关概念
1.1 海派文化
上海，地处吴越中心地带，地理位置优越，处于长江的入海口，是典型的冲积平原，经济发达，物产丰富，交通也比较便捷，各种物质、信息、人员在此汇聚，逐渐形成了特有的“海派文化”。海派文化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像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只有一种文化，它既有江南地区传统的吴越文化，又包含了自从开埠以后汇入的西方各国文化；它不注重功名和官衔，而看重实际利益和个人的奋斗。正是这种“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海派文化”，给了许多优秀、有才华、勇于拼搏的知识分子包括中医师汇聚上海的动力，为他们提供了发展的舞台[3]。同时，四季分明的气候特点让上海人十分注意遵循时令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养生保健措施，与中医的“天人合一”理论相合。俗话说“冬令进补，夏天打虎”，这样的传统在上海更是根深蒂固，除一般食补以外，人们提出了更高的医疗保健需求。
1.2 海派中医
“海派文化”对近现代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而“海派中医”则是组成海派文化的一个无可替代的部分[1]。“海派中医”是以“海派文化”为滋生土壤，以中西医学兼容并蓄的名医群体为代表，尤其是许多享誉海内外的名医群体，在一种独特的地域环境下形成的医学文化现象[4]。“海派中医”中包含了不同的行医风格、不同的医学门派以及不同的学术见解的各科医家流派，共同组成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海派中医流派[5]。
1.3 海派膏方
海派著名老中医一直重视膏方，逐渐形成了“海派膏方”。彼时北方膏方仍以巩固宿疾、治疗为主，并无对时令的要求。至清代后期，南北差异日益显著。在上海这种独特的经济、文化和地理气候影响下，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海派膏方”特点，即“补中寓治，治中寓补，补治结合”。海派中医在开具海派膏方时，较少使用攻伐作用强的猛药，例如芒硝、大黄等，而是用药比较温和，阿胶、龟板、熟地、人参等补阳、补阴、补血、补气等性情温和的补虚之品较为常见。海派中医在组方时会辨证分型治疗，使得海派膏方并不局限于补益这一种形式。此外，海派膏方还首次提出了“开路方”的思想，意思就是若患者本来其体内就有湿、痰、瘀等淫邪或者有一定程度上的脾胃消化不良，则在服用海派膏方前，先使用化湿健脾的药物，使得脾胃健运，防止“闭门留寇”。“开路方”同时也是对患者的身体进行一次试探性的调补，以此来观察其用药后的反应，为膏方正式调补提供“开路”基础[6]。最终逐渐形成了先用“开路方”祛邪扶正、健脾开胃，再给予膏方滋肾固精、益寿延年的治法[7]。
2. 海派膏方的起源与发展
据文献报道，“海派中医”始于清末民初[4]，所以本文从清代开始浅析海派膏方的发展轨迹。
2.1 清代时期
江南地区是膏方文化的发源地，而上海则为江南地区膏方的中心[8]。上海地区原属江苏，还未开埠时，中医师就已经有了开膏方的习惯。清代早期，沪上名医沈鲁珍（1658—1738年）开具的膏方是典型的素膏，其用法也与现在的膏方无差[9]。在其《沈氏医案》一书中，记载了多个与膏方有关的医案，例如崇明范锡凡案，范氏患痰火之哮喘，除豁痰降气清火之煎剂外，沈氏处以膏方，即以煎方去桑皮、甘草、莱菔子，加梨汁、莱菔汁、地栗汁、竹沥、姜汁，用饴糖四两，烊入收贮，燉热不时挑化[9]。又如孙采邻提出：“煎膏加蜜成规：凡药一两，煎膏三钱。每膏一两，加白蜜二钱，此成规也。”这基本上成为了清代膏方的统一制作标准。这个时期的冬令膏方无论是在遣方布药上，还是在胶类和收膏的方法使用上几乎与现在的膏方没有差别[7]。
在清中后期时，冬令膏方已见端倪，但却是在诸案中星星点点的散落出现，在流传的一些名医的膏方手稿中可见。这一时期的海派名医张氏内科第八代传人张玉书（1822−1867年）善于给患者开膏方，上海历史博物馆收藏了其留存的上百份膏方处方原件，其后人张骧云留存的膏方手稿收藏于上海中医药博物馆[6]。
在清代晚期，膏方走向民间，冬令膏方开始在江浙一带兴盛起来，这个时期的膏方很大一部分都是在冬季服用，其中夹杂的一些传统膏方的应用已较少，而且胶类、糖类等的使用方法也与现代相似[10]。
此时期的“孟河四大家”之一，海派名医丁甘仁（1865−1926年）在其撰写的《丁甘仁医案·膏方》中出现了“膏方”专章[10]。
2.2 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1912−1949年左右），膏方发展已经比较成熟，而且在人民群众中拥有了良好的根基，成为了人们治病养生的首选[10]，尤其是冬令膏方，成为一种冬令进补膏方的潮流。这个时期的北京同仁堂、上海雷允上等很多老字号的中药堂店推出了自制的成品膏方，例如葆春膏、八仙民寿膏等，发展前景十分广阔[2]。
民国时期，沪上名医大家秦伯未（1901−1969年）撰写了《膏方大全》和《谦斋膏方案》，这两本书被看作是最早的膏方方面的专著，为膏方的未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以及临床应用规范[9]。其中，《膏方大全》对膏方的发展的贡献尤为巨大，总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对膏方的名称下了定义。“膏方者，盖煎熬药汁成脂液而所以营养五脏六腑之枯燥虚弱者也，故俗亦称膏滋药”。第二，明确了膏方的性质和用途。“润泽、滋补”是膏方的主要性质，“膏方并非单纯之补剂，乃包含救偏却病之义”。第三，创立了膏方施治的法则。“须视各个之体质而施以平补、温补、清补、涩补；亦须视各个之病根，而施以生津、益气、固精、养血”[11]。即：膏方在选药时要辩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病因而不同施治。膏方是以治疗疾病为主，不能把膏方看作是唯一进补之品而盲目进补[12]。这本书已经成为了中医师开膏方的准绳，更是一些年轻的中医师们学习、借鉴膏方的书籍首选[10]，甚至现代膏方的药材选配、制作方法等也以该书中的内容为规范[2]。而《谦斋膏方案》则是记载了其本人运用膏方的临证验案[2]。
此外，民国时期还有很多其他海派中医，如李平书、张骧云、夏应堂、余伯陶、张山雷等[13]亦为海派膏方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2.3 近现代时期
近现代时期海派膏方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在大量使用海派膏方的同时，冬令膏方的理论体系也初步建立。上海名医既继承了以前的膏方传统，又结合理论和实践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使得膏方上了一个新台阶。
1984年，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首次开设膏方门诊，并且形成了一套规范、全面的炮制流程和标准[2]。随后，江苏、浙江等地模仿上海地区也陆续开设了膏方门诊。一些中药名店也开始推广膏方的应用，例如上海雷允上、杭州胡庆余堂、北京同仁堂等。伴随着膏方门诊数量的增加以及膏方专著的面世，膏方的发展越来越受到医学界的关注和重视，也越来越体现了膏方的临床应用价值[14]。
这个时期对膏方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海派中医有：祝味菊、黄文东、蔡香荪、陈道隆、程门雪、严苍山等名家，并且有膏方医案流传[9]。
2.4 现代时期
进入新世纪，海派膏方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上海掀起了一股“海派膏方热”，老百姓们趋之若鹜，尤其是冬令时节，各个中医医院的膏方门诊都排起了长队。数量上的大幅增长催生出了膏方的工业化大生产，逐渐取代了作坊式的膏方生产[9]，这一点从海派膏方的包装上可以看出：所用瓷罐越来越漂亮、精美，而且出现了由包装机器生产的真空袋装膏方，既定量，又密封，服用、携带也方便。伴随着一系列生产管理、经营规范的出台，膏方的发展一直保持在健康向上的轨道上，同时，膏方的生产制作方面也上升了新台阶，例如在卫生条件、质量控制等方面[9]。高效液相色谱法、气相色谱法及薄层色谱法等是在膏方质量控制中运用最多的检测手段，而高效液相色谱法是其中的重要检测方法[15]。
最早采用海派膏方制备传统工艺制作的医疗机构——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独立制作加工古法炮制海派膏方，是目前上海地区唯一一家具备自制膏方能力的医院。其在传统中医膏方熬制技艺的基础上，形成了独一无二的“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主要包括审方、配方、煎熬前期准备、中药饮片的煎煮、中药药汁的浓缩、收膏、装膏、凉膏、成膏，每个步骤均有特定的规程。最终制备而成的“岳阳膏方”可以达到“其黑如漆，其亮如镜，入口即化”的最优质量。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的主要传承人是郭庆标、鲍忠华、徐玲玲、年华等。其中，徐玲玲作为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的领军人物，在膏方的制备中继承了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学说，并在制膏中广泛应用“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得到了较好的继承与发展，推动了海派膏方的传播与发扬。
师从张氏第十二代传人张伯讷及七代中医世家刘树农教授的朱抗美，是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教授，她对海派膏方的贡献可谓是开创性的，从海派膏方的最初发掘、整理，到后续的推广、应用等方面都有她忙碌的身影。
此外，上海目前有15项海派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建设项目，包括丁氏内科、顾氏外科、石氏伤科、陆氏针灸、徐氏儿科、张氏内科、颜氏内科、朱氏妇科、蔡氏妇科、魏氏伤科、丁氏推拿、夏氏外科、董氏儿科、杨氏针灸和恽氏中西医汇通[16]。这些项目将会持续推动海派中医流派的传承，大力促进海派中医流派特色的发扬，同时也为海派膏方的传承与发展做了基础铺垫。
海派膏方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衍生的相关文化产物也越来越普及，例如膏方节、开炉仪式等活动[6]，而“海派膏方”也越来越被推崇为“膏方之首”。
3. 小结
综上所述，海派膏方从清代到民国再到当代，逐渐走向兴盛[10]。时至今日，服用膏方不仅仅是治病，人们对其提出了更高的医疗保健需求，而海派膏方正好满足了这一需求。2009年，上海全市开出了大约15万料膏方，此后，该数字保持每年10%以上的增长速度，膏方热成为了一种流行趋势。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恢复开展由中医专家主持的膏方门诊，并设立专用场地，以传统工艺自制加工膏方。每年都有许多专程上门请中医专家把脉、定制服用“岳阳膏方”者，在上海、浙江、江苏、北京和港澳台地区都能看到“岳阳膏方”的“身影”，岳阳医院已成为中医膏方研究和应用的主要基地之一。岳阳医院的“海派中医膏方熬制技艺”已经获得了上海市虹口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批准，同时“岳阳膏方”的研究基地也成为了长三角膏方联盟的副会长单位。目前，全国各地的膏方都有海派膏方的痕迹。在当前广阔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下，海派膏方的未来发展既有“大显身手”的机遇，也有“披荆斩棘”的挑战，我们要在保持传统中医传承与根本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海派膏方的海派中医特色更“传统”，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的发展更“新颖”，向着更加有利于现代膏方的可持续方向发展，像熠熠生辉的太阳源源不断绽放新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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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IOAC装置及对难溶SN38和前药的体外渗透系数与计算的油-水分配系数比较[52]
A.IOAC装置示意图；B.SN38和前药的体外渗透性系数与计算的油-水分配系数比较；1. 7-乙基-10-羟基喜树碱；2. 7-乙基-10-羟基喜树碱-20-十一酸酯；3. 7-乙基-10-羟基喜树碱-10-十一酸酯；4. 7-乙基-10-羟基喜树碱-20-丙酸酯
表 1 肠芯片模型的主要组成和应用
细胞类型 共培养 膜材料 细胞外基质 剪切力 蠕动
（循环机械应变）氧气梯度 应用 Caco-2 否 聚对苯二甲酸（PET）膜 无 1 μl/h 否 否 肠道吸收的功能[42] Caco-2 鼠李糖乳杆菌GG (LGG) 聚碳酸酯（PC）膜 胶原蛋白 25 μl/h 否 是 宿主-微生物分子相互作用[28] Caco-2 人肠微血管内皮细胞 (HIMEC) 聚二甲基硅氧烷（PDMS）多孔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60 μl/h 否 是 概述疾病模型和对策药物筛选[41] Caco-2 LGG PDMS多孔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30 μl/h 10%；0.15 Hz 否 肠道的运输，吸收和毒性研究[34] Caco-2 大肠杆菌 PDMS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30 μl/h 10%；0.15 Hz 否 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和疾病模拟[35] Caco-2 人脐静脉内皮细胞 (HUVEC)、大肠杆菌细胞和巨噬细胞 PDMS膜 Ⅰ型胶原蛋白 60 μl/h 15%；0.17 Hz 否 模拟肠道炎症模型和药物筛选[43] 肠道活检类器官 HIMEC PDMS膜 Ⅰ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 60 μl/h 10%；0.2 Hz 否 模拟正常肠道生理学[44] 人十二指肠类器官（成人供体） HIMEC PDMS膜 Ⅳ型胶原蛋白和Matrigel混合物（上皮侧）、Ⅳ型胶原蛋白和纤连蛋白混合物（血管侧） 30 μl/h 10%；0.2 Hz 否 研究肠道代谢和药物转运[45] Caco-2 否 无 聚乙烯-醋酸乙
烯酯0.1 ml/min 否 否 高通量药物吸收分析和细菌-宿主相互作用的研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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